
为什么这样说?从总量来看,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不算高,满打满算也只有260%,略高于美国,总量处于合理可控区间。况且中国杠杆率高有其内在原因:从融资结构来看,我们的股权融资占比较低,且国民储蓄率长期持续较高水平,目前美国的储蓄率约为17%,中国统计局公布为44.8%,这就使得大量的投资最终以债务形式存在,这些都推高了中国杠杆率的整体水平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去杠杆,而是应该注意调整杠杆结构,优化杠杆质量。
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,货币政策目标比较多,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,最终出现了严重的“滞胀”。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,经济增长(失业下降)与物价上涨之间有稳定的相关性,也就是说只要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,就可以换来较高的经济增长。因此,当时的货币政策目标较多,且更多侧重于经济增长。但是,发达经济体依靠货币刺激实现高增长的做法并不成功。20世纪70年代,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“滞胀”问题,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发生,当时美国物价年均涨幅超过10%,企业倒闭、银行破产和失业率都创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高。
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,全球着力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,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,但超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面临新的挑战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刺激,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,到零利率、量化宽松、前瞻性指引乃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。这些政策有力对冲危机冲击,防止了经济和价格出现螺旋式下行,不过从中长期看也可能会延缓经济内在的调整进程,加剧结构性问题。近些年,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,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呈边际递减的态势。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、增长动力不足、通缩压力挥之不去,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“常态化”。
在惨重的安全事故后,这一重磅治理信息的释放,也算是当地对化工产业治理决心的展示和回应。事实上,早在2016年12月,江苏就提出2020年6月前原则上完成搬迁一批、升级一批、重组一批化工企业。考虑到响水爆炸事故与此次关闭响水化工园区、压减化工企业的时序关系,或许正是事故爆发加快了江苏当地对化工行业的整治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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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劣势比较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劣势主要是:第一,在中国市场筹资的资金成本较高。由于中国尚未放开资本项目管制,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资金需从中国市场筹集。由于外资机构在中国的资金渠道较少,利用同业市场和发债等筹资渠道成本较高。相比之下,中资金融机构融资渠道较多(如财政存款、代理政策性业务、吸收居民存款等),融资便利性好于外资机构。